20世纪下半叶，涂鸦与说唱、街舞一同诞生于美国的贫困街区，而后形成席卷全球的嘻哈潮流。
涂鸦在世纪之交踏足中国。在北京，路边干净的墙面开始出现陌生而显眼的线条和颜色。数年后，当这个文化的孪生兄弟陆续登上主流的舞台时，涂鸦还在守着属于街头的那片原始领地。
街头之外，北京的涂鸦者时常需要考量更多的东西。人们的欣赏与排斥，面对商业的漠然与主动示好，个人兴趣与生活重心的权衡……这是一个理解分歧随处可见、性格差异远大于共同特征的复杂群落。涂鸦者们只是在某个时刻共享着一条街和一面墙，如同向这座城市借来一张可重复利用的画纸，短暂地留下痕迹，而在更长的时间里等待被擦去。
记者丨孙安妮刘林青楼雨欣
编辑丨邢逸旻
上街去
年冬，北京服装学院的教室里，一个穿黑色帽衫的年轻人正在等待午夜。
学校宿舍在晚上十一点准时锁门，自习教室却通宵开放。张家赫找了一间教室“蹲点”，假装在上自习，书包里其实塞满了涂鸦喷漆。约莫零点时，自习的同学陆续离开，他把帽子和口罩一戴，悄声逃入夜深人静的校园中。
北京的冬天很冷，但“偷食禁果”般的刺激感让他持续地保持兴奋。他游走在纲纪之外，必须时刻警觉地注意周围的动静，以防被学校领导抓住。在那面油漆刷得凹凸不平、杂乱无序地绘满各种图案的砖墙上，他兴致勃勃地画了整整一宿，等宿舍楼开门时才离去。
第二日白天，他又跑去墙边，装作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涂鸦，拍了好几张照片。许多人驻足，讨论作品，却不知道作者就在身边。他的骄傲里掺着一点儿隐藏身份的秘密快感。
他给自己取名为Loke，一个在他眼中没有过多意涵，仅仅是听起来很酷、写起来舒服的名字。
Loke在学校的涂鸦/受访者供图
不久之后，Loke在人人网认识了Mask。两人同校同级却未曾谋面，因为涂鸦才真正走到一起。在北京，涂鸦的圈子很小，社交平台上多发作品，艾特一些圈内人，基本就能相互认识。那时，Loke和Mask都是涂鸦新人，两人在微博经常互动，有时间就约着“上街”，一来二去，便渐渐熟络起来。
年初，在距离北服不远的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涂鸦墙上，Mask刚刚完成自己的第一幅作品。在这之前，他已经画了几幅纸上作品，每一幅都精心设计，先手绘打线，再用电脑上色。等到天气转暖，一切准备就绪，他买来十多瓶喷漆，在宿舍桌子上呼呼啦啦摆了一大摊。舍友听说他要上墙涂鸦，觉得新奇，全都跟去围观。
Mask画了一段时间，手指再摁喷漆罐时，突然没了任何力气。喷漆出不来，他不得不画一会儿，休息几分钟，等手使得上劲儿，再接着画。断断续续地，一直画到快天黑。Mask有些害怕，“是不是力量不行，以后必须放弃涂鸦？”
每一位涂鸦爱好者在与墙面初次相遇时多少都会遇到麻烦。街头不比画纸，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创作的可控感将大大降低。熟悉的身体与陌生的工具仍需磨合，“就像第一次拿起笔写字”，按压的力度、线条的粗细、画幅的大小，都是未知数。
不过，扎实的美术功底让这幅“墙上处女作”总体表现不俗。他拍了照片发到微博，艾特了一些涂鸦爱好者。底下有人评论，不敢相信是第一次。那幅作品里的“Mask”还没有成为一个名字。哪个字母写着舒服，他就写哪个。它们只是恰好组成一个单词，并未在符号之外被赋予多余的意义。直到完成自己的第四幅作品时，一个抱着摩托车头盔的美国人冲他喊了一声“Mask”。那个瞬间他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写什么，别人就会认为他的名字是什么。
Mask的第一幅墙上涂鸦/图源微博
Mask与Loke一样，艺考出身，从外地来北京上大学。高三那年，他第一次到艺术区，在街上看到满墙的涂鸦。“我也不太认识，就是感觉那个范儿特别到位。”Mask一直对嘻哈文化感兴趣，在网吧里看MV时，那些由破烂的街区、喷满涂鸦的废弃砖墙、跳breaking的小伙子组成的场景，深深吸引着他。
在把热情深刻地嵌入文化的内核中之前，他们已经被某种朦胧的气质或氛围迷住。当还不知道画涂鸦的人叫“writer”、不知道签名是writer们最基本的创作题材、不知道涂鸦的种类分为“tag”“throw-up”“piece”“mural”等等时，他们却已经以最直接的方式认识了涂鸦。“上街”的冲动，是一个涂鸦爱好者最原始的起点。
好孩子与坏小子
在北京的涂鸦圈子里，他们一直是“不合群”的那个。北京喷子和KTS最玩得来，后者是年轻一些的团队，自称“北京街头第一帮”。叛逆、冒险、不规矩，这些人们对于地下涂鸦的印象，被他们最大程度地保留下来。用Moore的话说，“都是坏孩子”。
北京喷子的涂鸦作品/图源llys博客
街头的另一边，更多的人选择规避风险，以另一种姿态与涂鸦相处。
“有的人认为你一定要带着那种极为反叛的性格去做涂鸦，一定得非法，一定得怎么叛逆怎么来，我不这样觉得。”与记者见面时，Mask背着双肩包，穿着白色的polo衫，戴一副黑框眼镜，下巴留着一撮小胡子，与校园里的大学生没什么不同。笑起来的时候，他眼角的纹路挤在一起，眉毛弯成八字。
一开始，Mask在意的是字体的大小、线条的粗细、设计的美感，为了尽快提升创作水平，他曾走到京密路——旁边的另一处涂鸦密集区——把整条路的涂鸦挨个儿看了一遍。他还会给自己的每一幅piece编号、拍照、存档。“piece”是指完整的涂鸦作品，需要更精致的设计和更复杂的字形，工程量远大于单线签名的“tag”或者只勾边不上色的“throw-up”。
那个时候，Mask常常把自己设计的手稿拿给ABS的Andy看，让Andy提一些技术上的建议。ABS是国内顶尖的涂鸦团队，曾于年获得亚洲涂鸦比赛“战墙”的总冠军，在当时的涂鸦圈子里，已经颇具“话语权”。
后来，Mask和ABS成为了朋友。年的圣诞节，他们在五环旁边的立交桥下涂了一幅mural。“mural”是指在固定主题下由多个Piece组成的大型涂鸦，一般需要多个人共同完成。他们把主题定为圣诞，使用与圣诞节契合的配色。绿色填充，红色勾线，以深蓝的夜空和白色的雪为背景，不同的Piece之间用驯鹿、企鹅、花环连接。完整的作品长达数米，耗时六个小时。“mural就像一个乐园，所有人都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放在那儿。”Mask说。
圣诞节mural/受访者供图
那天同行的还有一位意大利人，名叫Sbam，他和Mask在年11月相识。每逢周末，两人背几桶漆，骑上单车，能从城东的一直骑到城北的上地。他们把这种骑行称为“探索”，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郊野外，废弃的工厂、拆迁的房屋、无人问津的铁皮墙，都可以成为涂鸦的画布。这种时候不必过分追求精致的创作，为了避免惹上麻烦，往往画半个小时就转移阵地。
Mask与Sbam的涂鸦/图源微博
在Mask看来，中国人对于冒险精神的观念和西方人不太一样。不过，“即便是在中国的一些老外，他们也很少去触碰那些东西，只是差不多就可以了，玩得开心就行了。”Mask说。
在这些writer口中，“开心”成为比“酷”和“反叛”更加高频的语汇。
“如果一个地方真的特别危险，那就不要去，去了也不会被更多的人知道，只会给更多的人制造麻烦。我觉得喷涂鸦只要我自己开心就行。”Andy通常选择环境舒适的地方，带一个音箱，“chill一点”，一边涂鸦一边外放音乐，有时还和朋友们一起烧烤。年那会，他已经去过两次欧洲，每天都在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人做涂鸦，“涂鸦旅行”是他最享受的一种方式。“要玩涂鸦，不能被涂鸦玩。”
随着技术日臻成熟，Mask渐渐觉得过去看重的精细技法有时会变成束缚自己的条条框框。他开始追求更加流畅的创作方式，在意大利人的带领下尝试与原先的“oldschool”不同的新风格。他把曾经练习的基本功比作涂鸦的“语境”，在进入语境之后，“还是希望找到一个自己的涂鸦语言”——一种既能被圈内人听懂，又不失个人风格的语言。
“Justwriteyournameanddon’tgiveafuck（写你的名字，就不管别的）!”Sbam曾对Mask这样说道。在涂鸦的语境里，签名就是涂鸦爱好者们的“到此一游”。他们在不同的街道和墙面留下标记，如拓荒者一般探索着城市的边界。“更多的地方，更好的质量，更多的数量。”Mask说，这些才是衡量涂鸦者的真正向度，而不仅仅是“作品越好看，writer越优秀”。
他喜欢看《StyleWar》——一部关于美国街头艺术的纪录片。影片的开头是这样一幅场景：深夜的纽约铁路，轨道灯是黑暗中唯一的光源，一列火车缓缓驶过时，人们借着灯光看到，整节车皮已经被涂鸦填满。
这可能是涂鸦者们共同期待的世界。看着自己的作品附在火车上，随纵横交错的铁路通向未知的远方，被无数的陌生人识别和欣赏，仿佛生命也在城市之间扩大延展。
旧档案
年，老刘在西四环的地下通道看到一幅涂鸦，随手拍了下来。过了一段时间再去时，涂鸦已经被刷去。从那时起，老刘决定用相机拍下自己遇见的每一幅涂鸦作品。许多年过去，他的相机里已经保存了一整个“城市涂鸦档案”。
“07年是个分水岭，涂鸦的人多了，团队也出现了。”老刘回忆道。
“首先出现的是北京喷子团队，然后是观音团队，后来还有个北京九门，最后这个时间不长就没动静了。北京喷子成立之初是两个北京孩子、一个南方孩子、一个法国孩子。观音团队成立之初以在校大学生为主，地盘在北服，致力于在涂鸦中加入中国元素中国风。KTS和ABS的成立是后来的事了。07年时京密路的涂鸦墙还没有出现。”
年那会，北京喷子的成员们每天都在涂鸦。晚上一个电话打过去，几个人拿着喷漆就上了街，“到处溜达，走到哪儿喷哪儿”，常常凌晨一点出门，喷到五六点。
他们是造访的第一批涂鸦者。彼时，工人们刚刚迁出，园区保持着废旧工厂的模样，无人问津。成员李球球家住在旁边，他们经常约着去。那里没人管，墙上又一片空白，不必等到夜晚，白天就可以放肆地喷。Moore说：“我觉得是因为有涂鸦，才变成一个比较艺术的地方的。”
年北京喷子在的涂鸦/图源llys博客
Camel也是在那个环境下最早成长起来的一批北京本土writer之一。当时他还在上高中，不怎么听话，跟人打了架，转过学。他觉得涂鸦“挺叛逆的”，就把杂志里看到的涂鸦全都剪下来，还常常在笔记本上画草图，设计自己的签名。后来，他隔三差五跑去建材市场，用吃饭省下来的钱买一瓶四块钱的国产喷漆。“当时特别舍不得这个东西，因为太珍贵了。”他把喷漆藏在家里的床底下，等攒够了一定数量，再一块拿去街上画。
那时候的互联网并不发达，微博、抖音没有兴起，论坛、博客和贴吧聚拢起一圈分享共同爱好的人群。大家最常在一个叫做“GNC”（GraffitiinChina）的论坛交流。Camel说：“论坛时代其实挺好。你把作品发上去之后，别人会给你指点，然后跟你交流。不像现在这种微博时代，你发出去，人家就是转发，或者一边倒地说‘太厉害了’。”他对如今writer们的交流方式并不感冒，更怀念曾经那个拥有更多深度交流可能的网络空间。
早年还会有writer之间的“battle”，两个人“谁也看不上谁”，就同时画一幅涂鸦，再发到论坛上，让大家评判。论坛里常常冒出火药味儿，围绕作品产生的分歧屡见不鲜。“那会儿大家比较敢说，都是带着棱角去交流。”
与此同时，一些在严格意义上称不上涂鸦的符号们大量散落在北京街头，成为某种可视化的“都市传说”。最早是张大力的“大头”，之后相继涌出“小幽灵”“小蘑菇”“小兔子”，还有著名的“杂投”（Zato）。涂鸦者随手留下的图案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神秘的暗号，任由人们猜测和解读。豆瓣上至今保存着一篇记录“兔子”的相册，名为《配电箱上的兔砸们》，点赞上千。而在当时，老刘的博客llys成为寻找图案作者的阵地——拍摄涂鸦的过程中，他几乎与大半个北京涂鸦圈成了熟人。
张大力的“大头”/图源llys博客“小兔子”/图源llys博客“小蘑菇”/图源llys博客杂投/图源llys博客
老刘曾写过很多篇“小R”的故事。小R是北京喷子成员SOOS创造的形象，“像外星人，又像水珠的卡通人形”，千姿百态的小R们游走在北京城的屋顶、桥墩、电话亭和玻璃窗上，被老刘称作“城市精灵”。
后来，老刘自己也印制了一些贴纸。贴纸做成光盘的形状，圆孔对应相机的镜头，上面写着“已拍照取证”。每拍一张涂鸦，他都把贴纸粘在旁边，涂鸦者们看到贴纸，就知道自己的作品已经被载入老刘的“档案”。
在Mask的认识中，“字体”才是涂鸦最纯正的形式。这些曾在北京街头风起云涌的符号和标记，更像是“街头艺术”而非“涂鸦”。也正因此，北京喷子被称作“最不像涂鸦团队的涂鸦团队”。
但Moore觉得，字体只是形式，他不喜欢“用不同的形式画一辈子自己的名字”，在签名之外，他总会迸发出更多的创作激情，它们常常溢出传统涂鸦的范式，附加更多的想法与意义。“淘气的孩子不会被条条框框限制住，他不会遵循那套法则的。”
那时的北京涂鸦水平参差，许多作品在今天了无踪迹，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确实共同塑造了一代人的街头记忆。在虚拟世界尚未崛起的时间里，涂鸦者们用喷漆建构了自己的多重身份，如行踪诡秘的隐形人一般出没于街巷之间。
小R/图源llys博客老刘“已拍照取证”/图源llys博客
一层盖着一层
涂鸦圈有个不成文的规则：别人的作品，不能随便覆盖。曾经有writer未经同意覆盖了别人的涂鸦，两个人矛盾加剧，演变为相互覆盖的恶性事件。这种情况被称作“beef”。不得不覆盖时，涂鸦者们也往往选择较为老旧的作品，如果认识原作者，最好还要跟对方打好招呼。
虽则如此，“不打招呼”的覆盖事件却每时每刻都在城市上演。一幅涂鸦作品的平均寿命只有几个月，最短的可能几天就被刷去。创作的“非自然死亡”，是每一个涂鸦者不得不面对的宿命。
年，Loke改名为Vanished，意为“消失了的”。这个名字不再是没有意涵的字母的拼凑，而代表了他对涂鸦态度的理解。“把创作者的身份弱化，把作品留下来。”而面对正在消失的作品，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多画——“看谁盖得过谁嘛。”
年，Mask和朋友再次来到北京中医药大学涂鸦。那面墙原本可以随意涂画，只是过一段时间会定期清理。但在那一天，两个保安走过来说：“这墙不能画了。”他们被要求刷掉作品，而此时涂鸦已经完成了大半。
Mask只好与保安商量，“能不能等我们画完了，拍个照再刷掉？”他不会和管理者正面对峙，更多的时候选择温和处理。
最后，Mask的朋友买来刷墙的底漆，把墙面恢复原状。这是他第一次亲手抹去自己的涂鸦。对此，他如今已经不会觉得太过遗憾：“我对涂鸦的认知就是一层盖着一层，并没有把涂鸦当作一个神圣得不得了的东西。其实我更在意的是做涂鸦的整个行为，它是大于某一个作品的价值的。”
事实上，作品也并没有真正毁灭。“现在有一张照片就可以了。”Mask知道，自己的照片发布到Instagram和微博，将会被更多的人看到。互联网以更强大的媒介将瞬时性的艺术创作保存下来，涂鸦者们面对的不再只是一面注定被抹去的墙与零星几个偶然经过的路人，而是成百上千双屏幕前的眼睛。
国外的涂鸦更加危险，writer们往往不愿过多暴露身份，Mask与Sbam一起画了很久，也一直没有过多追问他的来历。“在西方国家，有人白天是程序员，或者是超市的服务员，有人可能也西装革履，看起来特别绅士，晚上回家之后换上一身脏衣服，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人。有可能把地上的井盖给撬开，从井下去走到地铁的通道，把地铁给画了。”
Mask唯一一次在地铁站里涂鸦，还是在官方的邀请之下。一个传媒公司给北京地铁提议，找一位writer在地铁站做涂鸦。Mask被请去，在四号线灵境胡同站的墙壁和柱子上，各画了一幅Piece，并在旁边写上官方的宣传标语“4曾相识”。他照惯例标上编号“No.47”，拍照上传到微博。“当时觉得，能去地铁站挺不错的，现在想想可能是被‘坑’了。”这是一次商业涂鸦，但是他没有得到任何报酬。
Mask在四号线灵境胡同站的涂鸦/图源微博
与西方相比，如今国内的涂鸦者们在善于妥协的同时也相对高调，他们并不避讳展示自己的涂鸦作品和真实容貌，在已经实名制的微博上，基本可以找到每个人的踪影。“最糟糕的结果就是让你去买了漆把墙刷回来”，只要不触碰底线，基本不会受到实质性惩罚。
即使是“劣迹斑斑”的北京喷子，也知道警察的处理方式。“他们那儿都有备份，只不过就是看内容没太大问题，一般不管你。”但是由于总被“热心群众”举报，他们依然是派出所的常客。
在中国，涂鸦尚未如西方一般成为法律的禁区，但依然处于主流之外的灰度地带。Moore说：“那些广告不是在街上给你洗脑么？为什么涂鸦就不行？”都是未经任何允许大批量的生产制造，同样是鲜艳夺目，纷纷乱乱挤满街头，但面对同一个公共空间和不同的文明定义，总是很难说清谁侵犯了谁的眼睛。
“干干净净一面墙，画这些乱七八糟的干嘛呀？”Loke在夜晚的街道边涂鸦时，遛弯的大爷冷不丁在他背后冒出一句话，他没有回应。
Loke曾经试图解释自己的涂鸦，后来已经有些厌倦。“不理解的人多了去了，解释再多也没什么用。”
如今的北京，街头涂鸦的清理更加迅速，能够涂鸦的地方也正在变少。艺术区不久前出台了管理规定，随意创作的涂鸦者之后被保安请去物业，被告知只有交钱才能在那片区域继续创作。
今天的涂鸦者们依然在城市的夹缝中寻觅、探索，没有被明令禁止，也没有被欣然接受。那条合法与非法的模糊界线，他们必须继续小心翼翼地捍守。
地上地下
年冬，大雪。Andy在一辆报废的公交车上涂鸦，被公交公司的员工发现，对方说“这里不能涂鸦”，声称要报警。Andy请员工找来老板，让两人聊一聊。Andy向老板介绍自己的涂鸦，请求他让自己画完。“非法的能给聊成合法的”，两人甚至达成了短暂的商业合作，最终，Andy在左下角喷上了公交公司的名字，顺利完成了作品。
被主流接纳的另一种方式是衔住市场投来的橄榄枝。随着作品的增加，涂鸦者们能够接到商业合作的邀请。最初的生意往往来自小型的饭店、酒吧，一些喜欢涂鸦的老板邀请writer，画一些符合店面需求的涂鸦，开出的价格从几千到上万不等。而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知名品牌愿意与涂鸦合作。“大家画得更好了，被商业化更认可了。”Loke说。
在这一方面，国内很少有团队像ABS一样成功。他们在年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在年开了ml喷漆店。店铺就在艺术区，卖国产和进口的各类喷漆，颜色高达上百种。
在ml店面外面的墙上，如今画着一幅巨大的荧光色球鞋。那是不久之前ABS另一位成员Noise受Adidas邀请完成的商业涂鸦。此前，他们曾与Fendi、Audi、Reebok等品牌合作，还参与了AirJordan球鞋的定制、真人秀节目《这就是灌篮》的场景设计、电影《金刚：骷髅岛》的上映宣传。在多数爱好者还在用其他工作反哺涂鸦的花销时，ABS已经能够依靠涂鸦完全养活自己。Andy说：“对我来讲，上班是对生活最后的妥协。”
“艺术需要影响力，需要被大众认可。很多人讨厌被商业利用。我觉得商业利用你，你也利用商业呗。”
ABS与《金刚：骷髅岛》合作/图源微博ml店前的涂鸦
Andy至今记得自己接到的第一单生意。年，他还在上大学，是团队里最年轻的新人。一位理发店老板想用涂鸦装饰店面，在队友的介绍下，Andy接了活。老板挺随意，说“你看着画吧”，Andy就完全即兴创作，在店里完成了人生中第一幅商业涂鸦。
两人站在天津滨江道的马路边，老板递来一卷钱，“。”
“可以。”他压根没清点。沉甸甸的纸钞落在手里那一刻，“第一桶金”的分量变得直观可感。他心里暗喜，还挺多。那时大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几百块钱。
“我知道有一部分涂鸦爱好者非常抵制商业，但全中国我就没听说过谁，有钱给你都不干。”
在该坚持的地方，他的态度依然强硬。曾经有一个奢侈品牌开出高价，请他们在一面墙上画品牌logo，被Andy断然拒绝。“我们觉得不酷，因为这件事完全可以被取代。”他们要做的是不可复制的、唯一的东西，这是ABS在商业创作的“核心竞争力”。
而相比于ABS在商业上的风生水起，ml实则是一个盈利微薄的店铺。艺术区的租金昂贵，喷漆运输成本高，一瓶只能赚一两块钱。“基本上是我们养着这个店。”Andy说。这似乎意味着，纯粹以涂鸦圈内部为对象的商业模式，在目前的国内仍然很难获得收益。“在北京真正做涂鸦的人很少，大概有20个。把各种爱好者全部加起来，也就人。”
推开店门，昏暗的灯光下，喷漆按颜色分类平躺在方形壁架上，如精心搭建的几何模型。偶尔有涂鸦爱好者来买喷漆，与店员聊上两句，渐渐变成了熟面孔。
当然，大多数光顾ml的人，无法像这里的店长一样把涂鸦当成职业。他们有自己的学业和工作，涂鸦的爱好还呆在天平一侧，不断需要被生活的其他部分平衡。
几年之前，ml的店面被喷，玻璃和门上涂满攻击者的tag。事情缘起是另一个团队对ABS过多的商业合作不满，两个团队发生了“beef”，最终闹到ABS的地盘，ml的房东报了警。但事情最后也不了了之，ABS自己花钱清理了店外的涂鸦。Andy起初很生气，现在觉得，“大家欣赏和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有的人追求纯粹的涂鸦文化，但也忽略了现实的涂鸦情况。”
这个事件像是地上与地下涂鸦长时间僵持状态的缩影，暴露出两个世界的分歧、撕裂和冲撞。
ml店内/图源微博聚散
年，Loke的涂鸦生涯按下了暂停键。
大学毕业后，他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繁忙，周末经常加班，他明显感觉空余时间变得捉襟见肘。间隔很久之后，再跟Mask他们上街时，他画到一半，手臂已经快没了力气。旁边的朋友们还在迅速流畅地喷绘，涂鸦的质量已经比从前高了很多。他看着他们，感到有些羡慕，又有些无奈。
“现在画涂鸦的速度，肯定比不上被刷掉的速度了。”他笑着说。
最初在北京相约“炸街”的那批人，很多已经不再活跃。Camel说：“这种亚文化的寿命很短，之后很多人都‘黯淡’了。”有人进了公司，有人转行做了纹身，有人成了家。年，老刘也搬离了市区，渐渐淡出了涂鸦的圈子，那些“已拍照取证”的贴纸，许多已经与小广告一同被刷去，在街头销声匿迹。
与此同时，ABS已经是圈子里的“领军人物”。他们每年举办的“邻里相聚”活动，聚集了一大批嘻哈文化爱好者。活动囊括了说唱、街舞、涂鸦、改装车等诸多街头元素，规模越办越大，许多知名的writer、rapper都会到场。
年，Mask被ABS请去和其他国家的writer共同完成了一幅“邻里相聚”主题mural，成为活动预热环节的一部分。此时，他已经毕业，工作是教高中孩子画画，每个月仍在坚持与朋友们涂鸦。第一次创作的冲动与激情，至今仍在推着他走上街去。
年“邻里相聚”活动涂鸦墙/图源网络
Moore则开了传媒公司，做着与涂鸦无关的业务，“得挣钱啊”。北京喷子的成员各忙各的事情，一年聚上一两次。他们依然与主流格格不入，上了街还是那群最不听话的“淘气孩子”。有一天，玩说唱的朋友给Moore打“我们酒吧门口有人组织了个涂鸦活动，你们怎么没来？”Moore说：“我们不参加涂鸦活动。”没人邀请他们，去了也是捣乱。对面回道：“跟我们一样，都是不合群的。”
市场和街头的裂纹鲜明锋利，和解与抵抗正在同时发生。涂鸦生态圈像严密区隔的社会空间余出的一片无人辖管的荒地。野生的艺术没有边界，一千个涂鸦者抱持一千种涂鸦的定义，风格迥异的字体和图案被一面墙壁容纳，温和与激烈的灵魂在同一种土壤里交错生长，一些人自发地凝聚着，一些人长久地呆在边缘，更多的人来来去去，聚散无常。正如在这个城市的街头，永远有涂鸦被毁灭，也永远有涂鸦崭新地出现。
新媒体编辑｜李佳润张漫溪
责任编辑｜张炜铖